所谓“善待他者”，就是公正对待、无私对待、真诚对待、平等对待、无差别地对待。和解，表现在文化观念上，就是承认所有人（包括敌人）的生存权利，和解共生，真正体现出人类“敬畏生命”的宗教情怀和“他者高于一切”的哲学伦理原则。这也是解决民生问题之“道”。
钱宏：民生之本乃善待他者和解共生
作者：钱宏
“民生”问题，是从哪里来，又如何解决？这让我想起了曾经与清华大学何兆武教授的一段对话。
他的《上学记》出版那年，我去看他。我们从他书中一个话题“贵适潮流，而不贵适国情”，谈到另一个话题：“用共生价值观为一切硬道理导航”。
他微笑对我说，“英谚有云：live and let live，译成中文，‘自己活，也要让别人活’。这个谚语，强调的就是共生的法则，鼓励生活、经济和文化的多样性”。他接着说，“亚当·斯密说了，人只要做理性经济人就可以了，‘如此一来，他就好像被一只无形之手引领，在不自觉中对社会的改进尽力而为。在一般的情形下，一个人为求私利而无心对社会做出贡献，其对社会的贡献远比有意图做出的大。’你看，我们中国现在经济学家最吃香，而这句话，就是经济学得以成立和我们的经济学家有没有金饭碗的一个基本假设。即人是为自己活，不是为了解放全人类。这还不够，还要你不去要求，特别是不苛求他人为自己而活，就是你得承认他人也必须为自己活，所以还要善待他人，甚至善待一切他者。”
为自己活，善待他者，和解共生。所谓“善待他者”，就是公正地对待、兼相爱地对待、无私地对待、真诚地对待、平等地对待、自主地对待、无差别地对待、无障碍地对待。和解，表现在文化观念上，就是承认所有人(包括敌人)的生存权利，和解共生，真正体现出人类“敬畏生命”的宗教情怀和“他者高于一切”的哲学伦理原则。我想，如果这就是伦理学家出身的亚当·斯密所说的“理性经济人”，那么，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由于理性经济人作为个人，总有其局限性，总有兼顾不到的地方，于是，就需要组织起来成为“组织经济人”，乃至“组织政治人”和“组织文化人”。
通过组织获得个人利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在传统中国和传统政治的意义上，归结为“民本”问题，是孟子率先提出来的，中国人用“武死战、文死谏”的方式讲了两千年；从共和制国家和现代政治文明的意义上，就是从孙中山肇始，讲了一百年，到改革开放的今天，越来越成为每年人大、政协“两会”关注的一个焦点，即“民生”问题。
所以，要讲清民本问题、民生问题，还得倒回来先说清集体是什么，特别是国家是什么，国家包括哪些内容？
主权国家由国民或公民组成，按照“权责对称法则”，国民作为个体，是独立享有民事责任和民事权利的主体，国民作为“有生命的个人”，是人权、事权、物权“三权”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国民意味着对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的参与，并在这种组织或非组织的公共参与中不断完善自我教育，因而，国民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强烈的国家认同感。
我们中国，已然在19世纪开始被迫融入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国民再次选择了共和国这一现代文明范畴的政治制度。这里再说说“政权与治权”这一划分现实意义。所谓政权，就是“执政权”，是保障政治制度性质的权力。胡锦涛主席提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讲的是执政权，即“政权”。他要求的是高标准的“善政”，是“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把善政落到实处的，则是行政权，即“治权”。善政对于治权的要求，当然就是“良治”。良治的要求，保障国民的生存、生活与发展，或者可以叫做“行政为生，勤政为活”。治权的核心，就是提供公共产品或叫公共服务。这就回到我们讨论的民生问题来了。
当下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源，就是一部分通过资源垄断先富起来的人，不甘心只是“先富起来”，更不会去“先富帮后富”达到“共同富裕”。如果这样，所有的人身心灵都更加健康，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就成为事实上的不可能。最后，连解决“民生问题”，本身也就成了每年人大政协“两会”的一个突出议题。
而依我拙见，解决民生问题，确实需要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但这一切问题的根本解决，还是要回到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即全国人大的立法机制上来。作为一个公民，我期待有权力提议案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中间，有人正式提出最能体现“自己活，也要让别人活”这一共生法则的《国民事权法》！
关于财富分配，理论上讲，财产权是所有权力和权利的根本；从生活感受讲，多年来物价不断上涨，据说全社会收入水平也不断上涨，我和身边许多人，却感到自己的收入至少有四五年原地踏步；从前年起报社开年会，拍全员合影时，大家不是一齐开口喊“茄子”，而是齐声呐喊“加薪！”
鄢烈山:怎样消除妨害分配公正的拦路虎
作者：鄢烈山
关于财富分配，从理论上讲，人们一切政治社会活动的核心是财富，财产权是所有权力和权利的根本；从生活感受讲，多年来物价不断上涨，据说全社会的收入水平也在不断上涨，我和身边的许多人，却感觉自己的收入至少有四五年在原地踏步；从前年起报社开年会，拍全员合影时，大家不是一齐开口喊“茄子”，而是齐声呐喊“加薪！”
应当承认，一方面，正如温家宝总理2月27日答网友问所说，目前“我们大多数群众生活的水平还比较低，价格的上涨，特别是日用生活品的上涨，对他们影响很大”，也就是刚够温饱型，“恩格尔系数”相当高。这部分人的收入若不提高，且出现通货膨胀，就可能“饥寒起盗心”，出现铤而走险的流民和暴民，“危及到社会的稳定以致政权的巩固”。另一方面，也要承认，现在也有不少人收入并不低，许多大城市日益拥堵的轿车，广州城里到处是吃喝的，就是明证；主要问题是不少白领和市民有相对贫困感和强烈的被剥削感，他们受到公务员和垄断国企工作人员收入不断倍增、特别是暴发户们骄奢淫逸炫富的刺激，心生怨忿；所谓“新生代农民工”更是有一种强烈的不公平感，虽然他们比父辈的生活水平已大大提高。
我国的收入分配严重不公，中外皆知，官民也早有共识。新华网向网友征集“今年两会您最关心的话题”，第一条就是“收入分配”。温家宝27日说：“国民收入分配，要注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个人工资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二次分配中更加注重公平，通过财政和税收更加照顾困难群体。”
也就是说，要不要进行分配制度改革，已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谁来主导这个改革”和“怎么进行改革”。
答案似乎应该是当然由政府来主导！错。这种惯性思维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征税权和用税权掌握在政府手里，这既不符合国际惯例，也不符合我们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而立法征税与用税(通过预算和拨款法案)本是国家机器运转最大的权力。也就是说，应由人民群体当家做主，至少应当由公众广泛参与分配改革过程，而不能重蹈国企改制由政府主导却将最大的利益相关人工人排除在外以致造成后患的故辙。
温总理说“分好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就是政府的良知。”他作为政府首脑有这样自觉和自律意识，当然很好。但是无数事实证明，并不是每个甚至多数政府官员都有这个觉悟的，指望他们的良知，连画饼充饥也不如。众所周知，这些年来，政府收入在财富分配中占了太大的比例，以致“国富民穷”，经济依赖投资，国民消费严重不足；最明显的是教育投资长期达不到法定的4%，很多老百姓孩子“上不起学”，或成了“孩奴”；且“执政为民”的公务员群体收入远高于社会平均收入，以致今年1月广州市人大代表黄浩玲突然“发炮”说，现在广州“处级公务员退休金能拿到7000-8000元/月，同是处级，企业的经理们每月自缴纳养老金1000多元，但退休时封顶也就是1700元/月”，太不公平了！政府发改委、国资委领导下的垄断国企，高管和员工远高出社会收入水平的薪金和福利，也是造成贫富不均、人们心理失衡的重要因素……凡此种种，告诉我们，不能指望政府凭他们的“良知”来主导分配改革而实现社会公正。
那么，谁来主导，及怎样进行分配改革？财富分配是一场利益博弈，要平衡各方面诉求，必须有各利益主体的广泛参与，因此，必须扫除特殊利益集团对分配改革的阻碍。温家宝在回答关于“三公消费”(它们隐性的收入分配，老百姓一分钱恨不得掰两半花，文强之类贪官民则只有养情妇和嫖娼才动自己的钱)的问题时说，最根本的是两条，第一条就是公开透明，就要让任何一项行政性支出都进入预算，而且公开让群众知道，接受群众监督；第二条就是民主监督。收入分配改革也离不开这两条。
就民主和公共参与而言，劳资(管理层与员工)关系方面，要改变分配过多倾向于资本(或管理者特别是高管)局面，提高劳动(职工)收入，必须让各方面都有依法表达诉求、协商谈判的权利和机会，工会不能是附庸和摆设；国企管理层无权自定薪酬，公务员更不能拥权自肥，提高薪金福利必须经社会讨论，人大批准。
其中，第一步，也是最有效的公众参与和民主监督措施，在电子时代，就是将各级别公务员、国企管理者、员工的薪酬福水平，都拿到网上晒一晒。这在技术很容易做到。比社会平均收入高数倍的公务员和国企人员，看他们怎么好意思再加薪，再炫富！或曰，你这是与虎谋皮，人家连官员家庭财产公开和单位的公款消费都不愿意做、都可以不公开，你没得陇就望蜀，纯属图嘴皮快活。
说得也是。如果连官员财产和政府财务支出信息公开都不能做到，搞暗箱操作，要进行分配制度改革，走向公平正义而不是特权与腐败，那真是缘木求鱼，难矣哉！
房价问题一直是民众关注的焦点。温家宝总理说：“从供需平衡的角度，从市场来满足群众多样化的角度，从运用法律和经济的手段管理市场的角度，都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和时间。但是我有决心，本届政府任期内把这件事情管好，使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使房价能够保持在一个合理价位。”
时寒冰：三招让房价回归合理价位
作者：时寒冰
房价问题一直是民众关注的焦点。1月27日，温家宝总理在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时说：“从供需平衡的角度，从市场来满足群众多样化的角度，从运用法律和经济的手段管理市场的角度，都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和一定的时间。但是我有决心，本届政府任期内，能把这件事情管好，使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使房价能够保持在一个合理的价位。”
那么，如何促使房价回归合理价位呢？作为一个长期关注、研究房地产问题的评论员，本人特提出以下建议：
1、打造一个全透明交易平台。
笔者建议，由国务院组织住建部、统计部门等，搭建一个全国性的网络楼盘交易平台，以地方分类，全国所有地市的所有楼盘都收列其中。从房产商拿地、楼盘规划开始，就在网上显示出来(包括楼盘所在位置、规划户型和套数、容积率、绿化、开发商、建筑施工单位等等)，接受公众监督，既可以杜绝随意修改规划的腐败行为，也可以防止囤地行为。逾期土地国家可以直接收回，用于建造保障性住房，彻底解决保障性住房供地不足的现状，同时，减少行政执法成本，提高运行效率。
当楼盘完工后，所有套型户数等相关信息，都公示在该平台，彻底杜绝开发商捂盘惜售行为。同时，对每一套住房的交易也都公布出来，不仅房屋所在位置，连购房者本人的姓名等信息也都公开，根除虚假交易并有力遏制一人购买百套住房等炒房行为，更防止贪官污吏利用受贿等非法所得炒房的行为。这些做法并不过分，因为，发达国家早就在这样做。比如美国，美国的房产交易记录高度透明，所有交易记录随时都可以到美国法院查询，像不久前杰克逊的房产易手，不仅房屋所在位置等信息，就连新主人是谁都能轻易查询到。当然，要实行这一制度，需要一个前提：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推行。现在是到了推行这一制度的时候了。
搭建透明交易平台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更真实和直观地得出房价趋势。道理很简单，根据房屋交易记录，可以设定程序，自动生成房价的变动情况。完全不用劳烦房产商自己申报房价，他们只需要安心盖好房子就行了。同时也不用劳烦统计部门去编房价造数据愚弄决策层和民众，可以裁减部分闲杂人员，节省行政开支。
交易是否透明，是决定信息的获取准确与否的关键。这既是正确认识房价高低的关键性问题，也是以何种决心和力度制定、落实房地产调控政策的首要问题，而恰恰是在这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上，出现了严重脱离实际的失信于民的统计数据，这种统计数据掩盖了民众因高房价所承受的巨大痛苦，严重误导了决策者对高房价真实状况的认识。比如，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9年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上涨1.5%的数据，就被认为是一个笑话。打造透明交易平台，一举多得，可以根治相关问题。
2、彻底改变对住房的定位。
对住房的定位是根本中的根本，是一切房地产问题的根源。我认为，不能把房地产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推动力，而应该把住房政策定位于民生，定位于为民服务。把住房问题定位于民生，不仅不会制约中国的经济发展，相反，会大大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因为，把住房定位于民生，使民众在接近建筑成本、相关公共设施、合理税收的基础上得到住房，将大大刺激对住房的需求。建房用的钢筋、水泥等等，需求量更大，可以更有效地拉动60余个相关行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由于房价回归合理价位，民众可以节省出更多的资金用于其它领域的消费，将彻底解决中国内需不振的历史顽疾，这个问题一旦解决，不仅中国经济能够保持可持续健康发展，而且，中国再不需要通过血汗工厂，通过压低工人工资、牺牲环境为代表，甚至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口商品，获取一点可怜的外汇。同时，广大民众也可以从房奴的枷锁中挣脱出来，摆脱忧虑，激发出巨大的创造活力，使整个民族的前途更加光明。
制约中国内需的根源在高房价。笔者曾经估算，从1998年到2009年，既得利益集团让民众为高房价多付出了10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5个4万亿救市计划，如果这10万亿不被少数食利阶层掠夺走，中国内需怎么可能会长期低迷？
要把住房定位于民生，就必须大力建造保障性住房，解决低收入困难群众的住房问题，同时，对于大多数普通民众，采取政府出地民众出建筑成本的方式来解决(我国广大农村人均收入不足城镇居民的三分之一却很好地解决了住房问题，就受益于此)，鼓励居民自建房、合作建房，而对于富人，则继续由开发商提供商品房。住房供应结构大致应该如下划分：
低收入者，政府提供廉租房(大约20%)；中等收入(偏下)者，政府提供廉价经济适用房(大约50%)；中等收入(偏上)者，购买限价房(大约10%)；高收入者，去市场购买商品房(大约20%)。与1998年的国务院23号文相比，加大了市场的比例，总共占了30%，是23号文的3倍。同时，廉租房的比例也加大了——这是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的结果。中等收入者50%购买经济适用房，10%购买限价房，就能解决好夹心层的住房问题。
现在的房价之所以高，根本在于保障性住房不足，合作建房与自建房之路被封堵，形成开发商的垄断格局，使其具有的垄断定价权。而把住房定位于民生，则可以实现住房供应体系的多元化，彻底根除中国的高房价问题。
3、调整分税制，把民生而不是GDP作为干部政绩考核标准。
房价之所以高，几乎得到公认的一条是：地方政府与房产商的勾结，推动了房价的上涨。官员为什么要推高房价？是为了把高价卖地。地方政府为什么拼命卖地？因为十多年前的分税制改革，导致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等，只能通过卖地弥补财政缺口。在国家财力越来越充足的今天(近年来，每年的春节前一些部委都为花钱而头痛，突击花钱以避免今年的标准减少)，已经有条件保障地方的财权，把地方政府与房地产的关系割断，从而，促使地方政府从房价推手转变为民生的推动者、落实者、完善者。
另外，现在考核干部政绩的标志是GDP至上，地价越高、房价越高，污染越严重，民生越恶化，官员的政绩越醒目，越能获得升迁机会。这种现状，与民生、与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笔者认为，应该逐渐升级民选官员的范围，从村一级逐渐向乡、县试点，赋予民众选举权、监督权、问责权，促使官员必须对民生负责，彻底扭转官员只对上级负责的状况，使官员真正重视民生。
温家宝总理说：“我们确实需要一些仰望星空的人，心里装着整个国家和世界，同时又需要一些脚踏实地的人，踏踏实实地去做苦功夫。最重要的是民主，只有民主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
中央一再要求各级官员，关心民生疾苦，重视民生，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涵。在当下，凡是能够真正为解决民生而努力的官员，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公仆，在官员的任免等问题上，应该把民意列入其中，尤其是应该把民众对高房价、高医疗费、高教育费等等中所承受的痛苦，与干部自己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一旦确立起这样的制度，干部就会真正为民生着想，不仅高房价，其他相关问题，也可以最大限度地逐渐得到解决。果如此，则是民生之幸，民众之幸，中国之幸！
德国是西方肉猪消费量最大的国家。当一个运载生猪的车队从捷克抵达德国时，检查员问：“你们应明天抵达，怎么今天就到了？”“我们提前了。”“看发货单，你们不是提前运出，而是在路上未按规定过夜，让猪休息并喂食，这样的猪肉不安全，因此这批生猪我们不能接收，请运回吧。”
吴稼祥：尊重所有生命才有食品安全
作者：吴稼祥
德国是西方肉猪消费量最大的国家。当一个运载生猪的车队从捷克抵达德国时，检查人员问道：
“你们应该明天抵达，为什么今天就到了？”
“我们提前了。”
“看发货单，你们不是提前运出，而是在路上没有按规定过夜，让猪休息并喂食，这样的猪产出的肉不安全，因此这批生猪我们不能接收，请运回去吧。”
这是一个从事生物保护的朋友给我讲的故事。在德国人看来，生猪在运输过程中，如果过于劳累和饥渴，有濒死可能。濒死的猪会分泌某种有毒激素，食用含有此激素的猪肉，不利于，甚至有害于人体健康。
由此可见，食品安全，不仅仅是食品的加工生产和经营流通问题，更是一个生物生长和运输环境问题。绝大多数食品都来自于植物或动物体，最终到达餐桌的每种食物，其实都是很长的食物链的最后环节。食物链上每个生物的生存和健康状况，最终必然影响到人体。因此，保障食品安全，不仅是个加强法律意识问题，也是个强化生命意识的问题。
生命意识的核心，就是尊重每个生命，当然包括自己的生命。一个连自己生命都不尊重的人，不可能尊重他人或他物的生命。所有的连环杀手，或报复社会的人，基本上都是活腻了，找死的人。尊重生命，首先推己及人，其次推人及物。
推己及人，一是你不想别人对你做的，你就不要对别人做，你想喝有毒牛奶吗？不想，那好，你也不要在自己的猪肉里注水；二是你想别人对你做的，你也要对别人做，你想吃身体特健壮的牛产出的肉吗？那好，把你的鸡也养到最佳状态。
推人及物，就是像尊重自己和自己同类生命一样，尊重动物和植物的生命。你当然不愿意别人把一根水管子插进你的胃里，或你的子女的胃里，或任何其他人的胃里，往里面死劲灌水，那你为什么要对猪这样做呢，就为了每斤肉多出一二两的水分？在生命问题上，你的所有行为，都是一枚飞去来器，无论是尊重生命的行为，或者是危害生命的行为，最后都会飞回到你自己那里。
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写的《俄狄浦斯王》，被称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悲剧，说的是俄狄浦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并娶自己的亲生母亲为妻。这不是表面上看到的反对乱伦的故事，而是警告人们，你对别人犯下的任何蔑视生命的罪行，其实都是对你自己犯下的。你以为你弑的是国王，其实你杀死的是你自己的父亲，等于杀死你自己；你以为你占有了别人的妻子，其实你占有的是你自己的亲生母亲，占有本身变成了无可挽回的丧失。这个悲剧不过是用省略所有过程的方式，告诉人类：所有生命和你一体。
尊重所有生命，才有真正的食品安全。
三则新闻让我们反思中国教育：一是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撰文表示，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明显拉大，教育资源配置的严重差异，造成教育不公平；二是中国地方政府负债达五万亿之巨，这些负债显然不是为教育；三是俄罗斯总理梅得韦耶夫对俄罗斯在温哥华冬奥会上的表现，批评体育官员并表示这些官员必须引咎辞职。
吴祚来：确保教育公平亟需问责制
作者：吴祚来
以下三则新闻报道，都令我们极为震撼。
其一是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撰文谈中国教育。他说，在进入新年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南海连续召开五次座谈会，主题都是围绕一个内容——教育。他表示，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明显拉大，教育资源配置的严重差异，造成了教育的众多不公平；此外，就近入学、高考录取制度、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严重不均、政府规定执行不力等为题也困扰着教育的发展。
第二条新闻是中国地方政府负债达五万亿之巨，地方政府的负债必将拖累中国经济，地方政府负债并不是为教育负债，而是大兴土木，或造豪华的办公楼，或举债圈地造科技园或其它概念的基地。
第三条新闻是俄罗斯总理梅得韦耶夫在新闻发布会上，对俄罗斯运动员在温哥华的冬奥运动会上表现提出批评，他批评的不是运动员，而是体育官员，他认为体育管理者自利，经费没有用在一线运动员身上，而是用在这些“肥猫”官员自己身上了，这些官员必须引咎辞职。俄罗斯曾是冰上运动强国，现在变弱了，让总统生气了，就得有人来担责，这就是问责。
那么，中国的情况呢？
对于义务教育，中国不缺法律，我国《教育法》规定：公民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不应受财产状况的限制。中国主流社会也认同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所讲的，教育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伟大工具。教育公平了，社会才能公平。国家领导人对教育的关心关注也一以贯之，从政治伦理角度看，国家政府从改革开放以来，没有不“重视”教育的时候。
问题出在哪儿？就出在问责上，中国没有像俄罗斯总统那样，发现问题，即刻问责！
教育问题因此不是教育问题，而是问责体制的问题。还有就是民间社会没有任何力量制约教育不公，只有看着教育不公如此肆虐，让权贵者得到更多的教育资源，让中产阶级倾其所有，让底层社会因高昂的教育支出而负债或失学。
任玉岭先生是一位身体力行者，他在湖南某市调查时发现，在中央明确要求为公检法每人增4万元办公费的情况下，由于当地是“吃饭财政”，通过把教育和农业的财政支出降下来解决政策要求。如果要问责的话，我想挪用教育经费的决策者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决策者在通过违反教育法来满足其它权力部门的要求。
而任玉岭先生在河南调查时发现，一个县城内老初中全校4000多人，仅有两个多媒体教室。全县95%的学校师生共用一个厕所，厕所里没有上下水。下雨天，老师、学生要冒雨如厕。由于县财政投入困难，有的学校教师办公场所还在国家禁用的石棉瓦小房子里。像这样的县城，县政府大楼造得怎样？政府三公消费支出又是怎样的数据？要问责的应该是当地党政一把手。
任先生还关注到自己的邻居，他的家离中关村某小学不足50米，由于这所小学是优质学校，入校的名额被权贵关系占满，邻居的孩子只好去离家约1.5公里，要过4个路口的小学就读。北京是首善之区，就在教育部的鼻子底下，尚且如此利字摆中间，不顾教育公平，其它的地方可以想见是怎样的情形了，那么，北京市是不是应该问责相关的学校领导或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责任呢？
至于说到河南人口近一个亿，升入北大清华的只占全国招生指标的千分之零点六，这样的不公平则是教育部的责任了，而中西部教育的巨大差距，可能得由国务院来平衡与协调，并应该有一个时间表，使贫困地区的师生们不至于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还住不上遮风避雨的房子、衣不蔽地、食不饱腹的生活，这就不仅仅是尊严问题，而是最起码的最低生活保障与政治伦理严重缺失的问题。它甚至会使一个国家与民族蒙羞。
1月31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道谈起教育时说“我们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一是教育公平，二是教育体制改革。”教育公平是一种理念，教育体制改革也需要一步步推进，现在发生的问题许多明显是各级政府与教育部门公然违法与违规造成的，需要的是像俄罗斯总统梅德韦耶夫那样严厉问责的力度与魄力。
现在各级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对教育方面的考察多是由教育部门安排进行所谓的考察与调研，这样就发现不了问题，发现了问题也是一团和气地谅解与建议改进，没有任何问责的权力与方式，而这正是滋生教育腐败与造成教育不公的根本原因之一。没有严厉的问责，就不可能有负责任的各级政府。我们更期待总理能够在教育问责方面做出具体规定与推动。
物价上涨，而老百姓工资没有赶上其匆匆的脚步。某些时期物价上涨，并非是经济规律之下适度的通货膨胀，而是在政策层面所导致的异常通胀。与之相比，市场自身的调节手段已经失效，而是必然会跟着疯跑。去年就有多次通胀的预警，而今年所面对的通胀压力也许将会更加巨大。
五岳散人：如何追赶物价的脚步
作者：五岳散人
去年物价上涨，而老百姓的工资没有赶上其匆匆的脚步。
物价上涨的因素有两个。其一，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政府大幅度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说白了就是多贷款、多发钞票。适度的通胀是大家都能认可的，但超过一定幅度则会出问题。再说很多的货币被投入到了基础建设，房价以及其他民生产品扶摇直上，虽然国家统计局宣布去年房价只上涨了1.5%，但实际上上涨多少没人有一个确切的数字。在这种压力之下，物价的上涨就更让人很难忍受。
其二，去年是“国进民退”现象明显，当然政协发言人说要看实际数字。但是作为普通百姓，我们确实感到钱袋子越来越紧。所谓“国进民退”最明显的领域，就是在基础能源与基础资源的领域当中。由于这些东西的必须性与稀缺性，导致垄断这些领域成为最稳妥、最有利可图的，而国企的效率之低与成本之高是相映成趣的一体两面，这就在垄断行为之上更是雪上加霜。基本资源低效而高价，更是加剧了物价的涨幅。
某些时期的物价上涨，并非是经济规律之下一般意义的、适度的通货膨胀，而是在政策层面所导致的异常通胀。与之相比，市场自身的调节手段已经失效，而是必然会跟着疯跑。去年就有多次通胀的预警，而今年所面对的通胀压力也许将会更加巨大。
在通胀已经冒头、甚至已经开始的时候，应及时承认并做好相关的应对措施，这样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如果为了表面上的经济稳定，不承认通胀的发生，这就会错过很多挽回的机会，并且不能为物价上涨的底层民众准备好一些必备的救济措施，从而导致更多的人在物价上涨中过得更加艰难。
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物价的涨幅步伐是无法停止的。随着经济有可能的复苏，对外出口的恢复，大量的外汇还是会涌进来，为了消化这些外汇，无非是购买其他国家的国债或者金融产品，然后在国内印发同样数量级的货币作为冲抵。更大规模的基础投资与信贷还是会被发放出去，即使为了经济软着陆而实行紧缩信贷的政策，实际上还是有很多渠道会把这些货币消化掉。在这种状态下，通胀会进一步加剧。
然而对于百姓来说，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回暖的好处是否会及时惠及到普罗大众身上、以合理的收入涨幅抵御通胀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不对税收和吞噬大量民间财富的房地产业进行调整，那么更多财富就不可能在民间积聚，也就不太可能直接提高收入、提振内需，国富也民富也只能停留在梦想阶段而已。
本次两会上，有一项议程是实在的、公众可以触摸、基本已成定论的，那就是审议《选举法》修正案草案。正如此前媒体就已津津乐道的，《选举法》修正案草案。最大的亮点是确立了同票同权原则，"四个农民等于一个城里人"的历史将会终结，4∶1的差别代表制将完全由1∶1的比例代表制所替代。
曹林：同票同权将带来一场城乡平权革命
作者：曹林
两会的话题海洋让人眼花缭乱，两会的观点盛会让人目不暇接，但毫无疑问，抨击畸高房价也罢，敦促财产申报也罢，这些讨论很大程度上都只停留于高谈阔论的务虚层次，然而有一项议程是实在的、公众可以触摸、基本已成定论的，那就是审议《选举法》修正案草案。正如此前媒体就已津津乐道的，此次修改最大的亮点是确立了同票同权原则，"四个农民等于一个城里人"的历史将会终结，4∶1的差别代表制将完全由1∶1的比例代表制所替代。
从4∶1到1∶1，这一次的修改跨越了很大的一步。十七大报告只是说"逐步实行按城乡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而这次是一步到位：没有分几步走，没有再"相对平等"，未采用过渡性的2：1，而是跨越了历史一步到位地完成了同票同权，有望实现真正意义平等选举。
今天同票同权和人人平等了，是不是就意味着过去的选举就不平等了？不少论者有这种看法，今年人大开幕前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有记者将这一问题抛给了李肇星。我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不能把今天的平等与昨天的平等对立越来，今天更平等了并不意味着过去就不平等了，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不是割裂的，今天只是昨天的延续，是一点一滴的社会进步积累越来的，我们无法割裂自己与过去的联系，也无法揪着自己的头发将自己提离地面。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脚踏现实土壤，你就无法进步。
可能没有哪个词语比平等这个词的意思更含混和捉摸不透、有着更丰富多元的层次了，可能也没有哪个词比平等的实现更需要依赖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和人们的认知水平，对平等的理解无法超越现实的发展条件。中国的选举平等，就是一步步在不断修正已适应发展和变化了的现实而走到今天的，不用今天的眼光去苛求和否定自己的过去。从1953年的第一部选举法开始，中国的选举平等在不断的进步中，从8∶1到今天的1∶1，从等额选举到差额选举，还有采纳到无记名的投票方式以及对选举程序的不断规范，这些进步都是一步步走过来。当初这不同比例的规定，确实不完全平等，但正如小平同志所言，只有那样才能真正反映我们的现实生活，是过渡到更为平等和完全平等的选举所必要的。如今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将使城市人口很快超过农村人口，完全平等的条件已经成熟。
勿庸置疑，选举平等同票同权的实现，将会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得到实施，将掀起一场城乡的平权革命。
有专家把选举权平等性比喻成民主权利和政治权利的灵魂，确实如此。如果说教育平等是社会平等的起点，那么，选举平等就是政治平等的起点。一个再穷的人，在平等的教育制度下，都可以站在平等的起点上实现向社会上层的流动；一个再边缘的群体，在选举平等和同票同权下，也能平等地表达自己的诉求并为自己争取到平等的权利。民主政治是由一系列制度构成的，除了至上的宪法外，最重要的应该就是选举制度了，因为民主权利都是通过选举来表达的。特别是在作为代议民主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下，人民通过选举出自己的代表委托他们参政议政行使权利，监督政府和制订法律。所以，选举代表是人们的民主权利中最核心的权利。无代表，不纳税；没有代表，就无法表达权利，没有平等的代表选举权，每一选民所投的票的效力不同等，就产生了权利的不平等。什么样的选举制度下就有什么样的权利生态。
审视当下中国社会的诸种不平等，尤其是城乡不平等：同命不同价，同样出车祸被车撞死，城市人可以获得比农村人多几倍的赔偿；户籍制度的不平等，城市户口比农村户口包含着高无数倍的福利；教育投入的不平等，城市学校获得的政府投入比乡村多无数倍；医疗投入的不平等，医疗投资都往城市大医院流，而乡村卫生所举步维艰……这一切的不平等，都可以从4：1的差别代表制中找到根源。同命不同价，生而不平等，很多时候正源于"四个农民等于一个城里人"的同票不同权。
人大是最高权力机构，它通过立法决定着权利的分配、财政预算的分配和其他利益的分配。当一个城里人手中的票获得比一个农民多4倍的权力时，这样的差别必然会表现在立法偏向中。如果同票同权，如果农民获得平等的选举权，他们选出的代表不会支持那些偏向城市的法案和预算，那些不平等的法案也就不会通过。选举平等，既是其他权利平等的起点，更是一个关键的节点。
所以，此次选举法向着同票同权的修正，如果有其他制度的配套，当然还有选举民主的进一步发展，将可能在中国掀起一场城乡平权革命。农民兄弟们用他们手中那张与城里人同等效力的选票，来争取到与城里人同等的权利。户籍制度的改革，"同命不同价"之类恶法的全面废除，城市投入的差距，都只能寄望于农民手中的选票。
对医疗服务的批评与讨论，与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无关，与国家民族文化背景无关，与政治体制无关。当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医改被批评者指为"走社会主义道路"时，可能社会主义国家的医改正被批评为滥用资本主义模式。没有两会，医疗也永远是社会焦点。
李牧：从社会成本考虑医疗服务
作者：李牧
对医疗服务的批评与讨论，与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无关，与国家民族文化背景无关，与政治体制无关。当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医改被批评者指为"走社会主义道路"时，可能社会主义国家的医改正被批评为滥用资本主义模式。没有两会，医疗也永远是社会焦点。
药价，公立医院改革，都很必要很正确。剖析公立医院改革、医生待遇问题、社区医院难题、公共卫生问题、基本药物制度、医保体系建设，这些角度已经讨论多年。医疗服务的真正症结，在于无论使用何种模式，医疗服务不良都会增加整个社会的"成本"。社会成本增加之后，对美国纽约市民的威胁与对中国甘肃农民的伤害是等同的，医改可能是少有的全球各国面临的非共同难题。
一个国民不能保持健康的国家，所有方面的发展都会遇到麻烦，从科技创新到国防安全。从社会成本角度考虑，政协委员张晓梅"全民免费妇检"的提案，是近年医疗讨论真正的亮点。
媒体报道，张晓梅建议："国家应该出台相关规定，由国家财政出资，对全国育龄女性实行全员100%免费妇检，保证18~35岁女性每年1次妇科检查，35岁以上女性每年2次妇科检查。她认为，国家将每年1~2次基本妇科检查纳入医保免费项目，这虽然会增加国家医保成本，但可以减少绝大部分妇科大病治疗费用。"这个提案的真正价值，是指出国家财政为全国妇女提供单价极为低廉只有几元钱的妇检，表面增加国家医保成本，实质可以减少大病费用，最终国家、个人双受赢。
毫无疑问，全民免费妇检的真正受益人是贫困人口。就像城市白领不可能缺妇检费用一样，一个终生没见过一次性橡胶手套的偏远农村妇女，可能子宫肌瘤这样的常见妇科疾病就要了她的命，也毁了她的家庭。全民妇检可以节省出巨大的妇科大病治疗费用，这不仅是预防医学，是医保发展方向，同时节约了社会成本。医疗无论自费公费，物质不灭，财富最终属于全社会。偏远农村妇女获得妇检服务，这块中国社会的短板就长了一块，整个国家的健康指数上升，社会成本降低。
奥巴马在美国医改，最常说的理由就是"我妈没钱看病，小病拖大，死了。"世界各国的医疗管理模式，基本是市场化的自由竞争、政府化的全民医保和两者结合三种模式。医疗服务完全市场化的明显结果，是穷人得不到基本的保障，富者恒富而贫者固贫，直接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政府化的全民医保，就是建立在税收基础上的全民医疗保健。无论任何人，就算是一个街头乞丐，到医院去都会得到相同的医疗服务。英国、加拿大等国都采纳这种医疗体制。除了给纳税人以巨大负担，政府支出有三分之一至一半用于医疗保险以外，这种体系也会降低医疗服务的质量。在加拿大，一项核磁共振检查，可能要排一个月队。
加拿大公费医疗最大的问题是官僚化的服务过程。在这个系统中，病人没有选择权，加拿大患者不能自由的选择治疗地点和医生，有钱也用不上。自由市场与全民保健的结合，看似两全其美，本身误区也不少。美国此前就是这种模式，如果有效，奥巴马就不必医改了。这种模式，公私争夺市场，穷人得不到服务，富人也不停抱怨，同时增加税务负担。
有关医疗模式的争论将持续下去，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目前都没有真正的良方。但厘清争论焦点还是必要的，医改至少应先有一个正确的目的。这个焦点或者说目的，就是保证医疗质量并尽可能降低医疗成本的前题下，让穷人看上病。强势群体不是医改的目标，他们任何时候任何条件都是医疗保障最好的群体。
以医改"让穷人看上病"这个目的来讨论，两会医疗提案中出现"全民免费妇检"，从社会成本角度考虑问题，是巨大的进步。这也是为中国的整体医改提供思路。把钱花到穷人身上，帮助社会的短板，最终是整个国家受益。希望最终有一天，我们不必把有限的社会资源去关注"犀利哥"这个心理健康明显不良的街头流浪汉，因为他早就被照顾好了。节省出来的资源，将用于国家发展、进步，去建立更长的长板。
认识不到中国的短板在何处，认识不到如何提高这块短板的医疗保障，8500亿的医疗投资再扩大几倍也是打水漂。全力为短板想办法，全民妇检可能用不了8500亿的一个零头却能省几千亿。
2010年就业形势更为严峻。今年大学毕业生达630万人，创历史新高，加上此前没就业的300万左右大学生，仅是这个群体就超过了900万人。而城镇等待就业的人口，仅按登记失业率算，也在3000万左右，农民工的失业规模也至少在2000万左右。
叶匡政：要摆正就业和GDP增长的主次关系
作者：叶匡政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就业目标是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在4。6%以内。这个目标和去年一样。然而我们分析2010年就业，会发现今年形势更为严峻。今年大学毕业生达630万人，创历史新高，加上此前没就业的300万左右大学生，仅是这个群体就超过了900万人。而城镇等待就业的人口，仅按登记失业率算，也在3000万左右，农民工的失业规模也至少在2000万左右。
春节后媒体爆炒的"民工荒"，使得人们误以为农民工已基本解决就业问题，其实并非如此。在现行工资和社会保障条件下，人们不愿意工作，与解决就业其实是两个问题。有专家估算目前农民工的失业率至少在15%左右，这个群体中失业人群依然非常庞大。
现在官民似乎已达成一个共识，只有GDP"保八"才能保就业，所以国家宏观调控总是将经济增长作为主导经济目标。这种粗放性思维，已经与当下调整经济结构的工作重点构成了矛盾。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要想快速实现经济增长，就是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而这种经济增长模式，远没有轻工业或服务业创造的就业机会多。
但如果以就业最大化为主导原则，来实施宏观调控，情形就有很大不同。有助于提升就业率的中小企业和服务业，才可能成为地方经济扶持的目标。就业真实增长了，才能真正促进国内消费，实现投资和消费的同时扩大。依靠国内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的良形经济模式，才能有点盼头。
因国家多年来将GDP"保八"做为首要调控目标，已经给就业和经济结构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10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一直处在一个快速下降的通道。改革初期，我国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拉动200多万人就业，这一数据到1990年代中期，已降至100多万人，近几年低的时候甚至只有90多万人。就业弹性长期在0。1徘徊，而发达国家的就业弹性平均在0。5左右，欧盟地区更是高达0。78。我国人口众多，就业压力要远远高于欧盟或其它发达国家。但偏偏选择了一条无助于就业增长的经济结构模式，不能不说与GDP"保八"有关。
民生的根本是就业。奥巴马上台，曾把两年内增加250万个就业岗位，做为主政目标，他没提到过GDP增长。因为政府解决就业目标，才是与民众生活切实相关的。在社会财富积累初期，GDP增长或许能让民众从生活中体会出来。但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GDP增长已经很难影响到民众的实际生活了。近几年，虽然年年GDP "保八"，但大多数民众的生活，却感到越来越难了，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我国目前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有极大失真性，不仅未包含没去登记的失业人口，也不包括国企下岗未就业职工和失业农民工。这种统计盲区有很大危害，不仅隐藏了失业人口的真实数据，更有可能误导政府对就业、分配、社保等重要政策的制定。比如2008年底，中国社科院公布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是9。6%，是国家公布登记失业率4%的一倍多，这个数据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国家统计局虽然计划2011年启动国际通用的调查失业率，但如何保证这一数据不失真，对了解中国就业和实际民生状况，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很显然，就业率无论对于社会稳定，还是对民众生活来说，都是比GDP增长更为敏感的一个指标，但却从未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在未来的经济政策中，如果能把提高就业增长，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无疑比GDP"保八"有着更为现实和重要的价值。只有把经济测重点，放到提高就业这个目标上，才可能真正促进地方政府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对中小企业和服务业的扶持力度；改革收入分配体系、增加劳动收入在GDP中的比重，这一目标才能找到立足点。
各地政府之所以没有把就业增长，当作执政的首要目标，主要还是基于改革初期的经济效率优先社会公平的惯性思想。如果国家政策，能首先摆政就业和GDP增长的主次关系，把就业当作宏观调控的第一目标，这种局面或许会在几年内有所改观。否则，贫富悬殊过大、民众消费乏力、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的局面，很难得到缓解。中国确实已经来到了让底层民众分享一些改革成果的年代了。
民生、民议
所谓“善待他者”，就是公正对待、无私对待、真诚对待、平等对待、无差别地对待。和解，表现在文化观念上，就是承认所有人（包括敌人）的生存权利，和解共生，真正体现出人类“敬畏生命”的宗教情怀和“他者高于一切”的哲学伦理原则。这也是解决民生问题之“道”。
关于财富分配，理论上讲，财产权是所有权力和权利的根本；从生活感受讲，多年来物价不断上涨，据说全社会收入水平也不断上涨，我和身边许多人，却感到自己的收入至少有四五年原地踏步；从前年起报社开年会，拍全员合影时，大家不是一齐开口喊“茄子”，而是齐声呐喊“加薪！”
房价问题一直是民众关注的焦点。温家宝总理说：“从供需平衡的角度，从市场来满足群众多样化的角度，从运用法律和经济的手段管理市场的角度，都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和时间。但是我有决心，本届政府任期内把这件事情管好，使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使房价能够保持在一个合理价位。”
德国是西方肉猪消费量最大的国家。当一个运载生猪的车队从捷克抵达德国时，检查员问：“你们应明天抵达，怎么今天就到了？”“我们提前了。”“看发货单，你们不是提前运出，而是在路上未按规定过夜，让猪休息并喂食，这样的猪肉不安全，因此这批生猪我们不能接收，请运回吧。”
三则新闻让我们反思中国教育：一是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撰文表示，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明显拉大，教育资源配置的严重差异，造成教育不公平；二是中国地方政府负债达五万亿之巨，这些负债显然不是为教育；三是俄罗斯总理梅得韦耶夫对俄罗斯在温哥华冬奥会上的表现，批评体育官员并表示这些官员必须引咎辞职。
物价上涨，而老百姓工资没有赶上其匆匆的脚步。某些时期物价上涨，并非是经济规律之下适度的通货膨胀，而是在政策层面所导致的异常通胀。与之相比，市场自身的调节手段已经失效，而是必然会跟着疯跑。去年就有多次通胀的预警，而今年所面对的通胀压力也许将会更加巨大。
本次两会上，有一项议程是实在的、公众可以触摸、基本已成定论的，那就是审议《选举法》修正案草案。正如此前媒体就已津津乐道的，《选举法》修正案草案。最大的亮点是确立了同票同权原则，"四个农民等于一个城里人"的历史将会终结，4∶1的差别代表制将完全由1∶1的比例代表制所替代。
对医疗服务的批评与讨论，与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无关，与国家民族文化背景无关，与政治体制无关。当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医改被批评者指为"走社会主义道路"时，可能社会主义国家的医改正被批评为滥用资本主义模式。没有两会，医疗也永远是社会焦点。
2010年就业形势更为严峻。今年大学毕业生达630万人，创历史新高，加上此前没就业的300万左右大学生，仅是这个群体就超过了900万人。而城镇等待就业的人口，仅按登记失业率算，也在3000万左右，农民工的失业规模也至少在2000万左右。
